需首先明確核心前提：我國自 2021 年起已全面禁止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持倉虛擬幣本身雖不直接違法，但參與交易、炒作等行為屬非法金融活動。此前部分中國人持倉虛擬幣，并非基于合規投資需求，而是受 “投機暴富預期”“認知偏差”“信息誤導” 等因素驅動，背后暗藏多重法律與資金風險，需從根源剖析行為邏輯。
投機暴富心理是最核心驅動因素，虛擬幣 “短時間高收益” 的虛假表象，吸引大量追求短期回報的人群。2020-2021 年虛擬幣牛市期間，比特幣從 1 萬美元飆升至 6.9 萬美元，部分山寨幣甚至出現 “單日漲幅 10 倍” 的情況，這類極端行情通過社交平臺、短視頻渠道廣泛傳播，形成 “造富神話” 效應。例如，某社交平臺上頻繁出現 “大學生炒幣 3 個月賺 10 萬”“普通人靠虛擬幣實現財富自由” 等虛假案例，誘導部分人產生 “快速獲利” 的僥幸心理，忽視虛擬幣 “無價值支撐、價格操縱性強” 的本質。尤其年輕群體，因風險承受能力認知不足、對 “新興事物” 好奇，易被 “以小博大” 的噱頭吸引，通過境外平臺、私下交易等違規渠道持倉，期望復制 “造富神話”，卻未意識到這類收益本質是 “擊鼓傳花” 的投機游戲，最終大概率面臨虧損。
對 “區塊鏈技術” 的認知偏差，導致部分人誤將虛擬幣與技術價值綁定。區塊鏈技術作為新型技術，被我國明確鼓勵在實體經濟中創新應用，但部分人混淆 “區塊鏈技術” 與 “虛擬幣” 的概念，認為 “持倉虛擬幣就是投資區塊鏈技術”。這種認知偏差源于兩方面誤導：一是部分虛擬幣項目方刻意包裝 “技術創新” 概念，將代幣與 “元宇宙”“Web3.0”“去中心化金融” 等熱點綁定，宣稱 “代幣價值源于技術突破”，實則項目僅為 “空氣幣”，無任何實際技術落地；二是境外平臺與違規中介通過 “技術科普” 名義，傳播 “虛擬幣是區塊鏈技術唯一應用” 的錯誤觀點，掩蓋其炒作本質。例如，某境外平臺曾推出 “區塊鏈入門課程”，核心內容卻是 “如何通過持倉虛擬幣獲利”，誤導用戶將技術認知轉化為持倉行為，忽視虛擬幣與區塊鏈技術的本質區別 —— 前者是投機工具，后者是技術手段，二者無必然關聯。
信息不對稱與社交圈層影響，推動部分人跟風持倉。虛擬幣炒作多依賴 “圈層傳播”，部分人因親友、同事的推薦跟風入場，缺乏獨立判斷。一方面，違規中介通過 “社群營銷” 方式，在微信群、QQ 群中發布 “虛擬幣價格預測”“持倉盈利截圖”，營造 “多數人都在賺錢” 的虛假氛圍，利用 “從眾心理” 促使用戶持倉；另一方面，部分人因信息渠道單一，難以獲取監管政策與風險提示，僅接觸到 “盈利案例”，未了解到 “爆倉虧損”“平臺跑路” 等真實風險。例如，某地區曾出現 “家族式炒幣” 現象，由家族中 “最先接觸虛擬幣的人” 帶動親屬持倉，最終因價格暴跌導致整個家族資金虧損，這類案例正是 “圈層跟風” 的典型后果。此外，部分人因 “擔心錯過機會” 的焦慮心理持倉，在 “別人都在賺，我不參與就虧了” 的情緒驅動下，盲目入場，忽視自身風險承受能力。
對監管政策的認知模糊，導致部分人誤判行為合規性。盡管我國多次明確禁止虛擬貨幣交易炒作，但部分人因 “境外平臺合規”“他人都在做” 等錯誤認知，誤判持倉與交易的合法性。例如，部分人認為 “通過境外持牌平臺交易就是合規的”，卻忽視我國監管政策的核心 ——“境外平臺向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非法”；還有人認為 “僅持倉不交易就不違法”，卻未意識到持倉行為易引發后續交易沖動，且資產面臨 “平臺跑路”“黑客攻擊” 等風險，最終仍可能涉及非法活動。此外，部分違規中介通過 “政策解讀” 名義，曲解監管要求，宣稱 “監管僅禁止平臺，不禁止個人持倉”，誤導用戶放松警惕，形成 “持倉無風險” 的錯誤認知。
需強調的是，我國對虛擬貨幣相關活動的監管態度明確且堅決，持倉虛擬幣雖不直接違法，但一旦涉及交易、轉賬、質押等行為，即屬非法金融活動，面臨資金損失、法律追責等風險。從實際案例來看，部分持倉者因平臺跑路無法提現、因價格暴跌資產縮水、因參與交易被凍結賬戶，最終得不償失。隨著監管持續加強，境外平臺向境內提供服務的渠道不斷被封堵，持倉虛擬幣的風險只會持續加劇。
綜上，部分中國人曾持倉虛擬幣，是投機心理、認知偏差、信息誤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此類行為與我國監管要求相悖，且面臨多重風險。認清虛擬幣的投機本質與非法屬性，堅決遠離相關活動，才是保障自身財產安全與合法權益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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